宋人吴自牧在《梦梁录》中云：“焚香点茶、挂画插花，四般闲事，不适累家。”
焚香、烹茶、插花、挂画，被文人雅士称之为“四艺”。
元人张贞居有散曲《水仙子》：“归来重整旧生涯，潇洒柴桑处士家。草庵儿不用高和大，会清标岂在繁华？
纸糊窗，柏木榻。挂一幅单条画，供一枝得意花，自烧香童子煎茶。”把这四种雅艺的神韵呈于纸上。
“四艺”之中，花事最为清雅，而最具意境的当属不受形式约束且清高脱俗的文人花。
文人爱花，花又与精神之崇高相应，正如君子自惜其才，士人自珍其名。
文人插花，源自唐宋，盛于元明，讲究清新脱俗，不拘形式。“插花”一词是今时之称呼，在古代则称之为瓶花、瓶供。
沈复《闲情记趣》的初开句写道：“余闲居，案头瓶花不绝”。自古以来，瓶中供花，是幽栖闲居时的赏心快事，也是文人性情雅俗的体现。
■花之事
古人爱花，由此便产生了插花这门艺术。插花，就是将花木剪裁插置在花器里，欣赏花木姿容之美。
从唐代到五代，是文人插花的发展期，最早关心插花的文人，从六朝开始，有庾信、竹林七贤等人；
当时的插花，主张返璞归真，宣泄胸中的文人逸气，杂花野草，就地取材，信手拈来。
文人插花，是以文学诗词之心，观察自然，以花影人，寓感万物，物我两忘时，以花草为媒介，宣泄胸中诗意，抒怀寄情。
文人插花，从一枝花、一方木，一角山、一汪水里，细微处见宏大，清浅中见深刻，即成为了玩赏的幽栖逸事，又是别具意蕴的心象之花。
■花之器
“器可载道，花可明意”，在文人插花中，花器尤为重要。
正如《中国插花简史》所言：“花器就像一方小天地，容纳了山川、池沼、湖泊等景致，提供了一个无限变化的空间。”
明代张丑的《瓶花谱》有云：“铜器之可用插花者，曰尊、曰瓶、曰觚、曰壶。古人原用贮酒，今取以插花，极似和宜。
古铜瓶钵，入土年久，受土气深，以之养花，花色鲜明如枝头，开速而谢迟，或谢则就瓶结实，陶器入土千年亦然……
春冬用铜，夏秋用瓷，因乎时也。堂厦宜大，书室宜小，因乎地也。贵瓷铜，贱金银，尚清雅也。”
文人插花的花器，以瓶为主（古铜尤佳，陶瓶次之），忌金银华丽；
以典稚、朴实、温润为要，忌刺眼粗俗、勿太大或太小、勿形色繁褥；以简明、实用、美观合乎自然本性为原则。
文人插花追求的摆设环境，以朴实、雅致、简明、自然为意境，最忌重装饰、花俏、人工、夸张等风格，天然几案、藤床、笔砚等均是不可或缺的配件。
■花之道
对文人插花来说，形式反倒在其次，而意蕴是至关重要的。
每一种花材、每一个造型、每一处弯折，都与文人的心境息息相关。
无外乎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在《瓶史》中写道：“花妙在精神，精神人莫造，寓意于物者，自得之。”
古代的儒士总是把哲思与花木、与大自然相联系，所以，文人雅士常以花材影射人格。
如以梅之傲雪凌霜、兰之幽怀若谷、竹之虚心有度、菊之玉洁冰清，作为“四君子”；
或以傲骨铮铮的青松、高风亮节的竹、刚强不屈的梅，组成“岁寒三友”，比拟文人雅士清高、孤洁的性格。
将花卉赋予花德，以花寓意人伦教化，成为文人插花的重心。
对花悟道，弄花修身。自古爱花之人多平和淡然，想来应是浸染了大自然的灵气吧！
文人插花善取舍，多留白，讲究主次、疏密、高低、扬抑的变化与平衡，不争不抢，中和统一。
它师法自然，不事雕琢，轻描淡写中但见意境悠远。
或柔或刚，或繁或简，或秀丽或苍古，一束花在不同人的手中可以有无数种表达方式。
心与手应，思与境谐，如此便可关照内在，亦能滋养身心。愿你室有花香，禅意飘然。
一花一枝一瓶，真正的插花之美抛却繁琐，回归自我需要一颗真正宁静的心去感受、去品味在静寂中，澄明自我，清净身心。
来源：文人书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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