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今天之笔写今天之字启功先生的书学观

本文配图选自《启功书画集》

写字与书法,是从实用到艺术的两个阶段,两者都是书写汉字,有一套由浅入深的技巧,更包含着一定的书写道理。正像我们日常说话交流,不需特别讲究句法修辞,而一旦写成文章,就需要锤词炼句,遵循一定的规范。如何让学书者轻松地理解这些方法道理并应用到实践过程中呢?当代国学大师启功先生以平易近人的话语,通俗地讲了出来,让后学豁然开朗。

阶段不同,要求各异

汉字成熟之后,不论是什么体,其点画作为基本的构成元素是不能随便增删的,否则就失去了汉字的根本作用。从这个层面讲,汉字的书写有相对固定的要求,这也是书法作为一门传统的艺术形式的特殊性。如果脱离了这一点,可能就没有书法。从古至今,这种固定要求的形式不断传承下来,便形成了一套基本的法则。当今信息科技不断进步,书写相对减少,这些法则逐渐让学书者感到不容易理解。

从初学者的角度,启功先生提出:“不问写得艺术性多高,创造性多大,必须使看字的人都认得是什么字。”他还说:“一般情况下,对学生来讲,只要写正确,合乎标准的规范字就可以,不必严苛。”这客观地告诉我们,对大部分人来讲,写字仅仅是一种技能,不必人人都将其自觉提升到书法艺术的高度,所以在要求上也要区别对待。这无疑给了学书者一种自信。

纵观历史,我们现在认为凡是经典的书法作品,在当时都有某种程度的实用性,如王羲之《十七帖》就是他晚年写的一些信札,信手写来,浑然天成,整体上很和谐,成为后世学习草书的经典。类似这些具有某种实用性质的书迹,慢慢形成了一种书写的典范。因此,今天我们学习书法,首先要保证写正确、清楚、干净、容易认,根据不同的需要,还要讲究一定的书写速度,达到实用的要求。在此基础上,增加艺术的含量,讲究点画、结构、章法等,努力体现多变性,显示书写者的艺术追求与个性,成为书法艺术。当然,这不必作为对一般学书者的普遍要求。

把握实质,以理为要

汉字不管是哪种体,都是个方块形的图案,这是汉字天然的特点。无论日常书写应用还是创作书法作品,都是把不同的字组合到一起,必然涉及搭配的问题。如何搭配,就是字理的问题。要掌握这个字理,必须从前人的书写经验中寻求,经过对传统经典法帖的认真观察以及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思考,才能逐渐体悟。启功先生认为:“许多书家的书法风格不同,各家有各家的心得,个人有个人的窍门,只有彼此的异同,没有正确与否的问题,因此如果已经用了哪种方法并觉得有效,不必改变。”言外之意,学习书法不在于学习哪一家,而在于学到其中的道理。

时代不同,写字的条件不同,技法的表现也有很大差别。比如,在宋代以前还没有普遍使用我们今天看来很普通的高桌椅,启功先生认为:“古人席地而坐,写字时从手至臂没有倚靠承托,于是手和笔都在凌空的位置,写出的字,笔画是灵活的。”天然的悬肘悬腕,在这种条件之下写字,用笔的提按等动作都是自然的。“后来在高桌面上写字,笔的移动方向,只在平面上往来拉扯,而无高低的方向。因此要求悬腕、悬肘等等。”我们今天有意模拟古人书写的提按等动作,这样写出来的点画已经和古人所写不一样了。这种情况下,启功先生提出:“如知此理,纵自贴案,而指腕不死,亦足得佳书。”解决的关键在于手指手腕要灵活,不能认死理儿。所以,启功先生认为应该观念开放,破除迷信,尤其不要被各种书法理论书上的比拟所影响,例如“折钗股、屋漏痕”,大致是指“笔画有硬折处和运笔连绵流畅,不见起止痕迹的圆浑处”,大可不必费尽心力刻意追求一种滞涩的感觉,那就南辕北辙了。以今天之笔写今天之字,讲究端庄、对称、均衡、稳定,体现中和之美,认真写好每一笔每一字,熟能生巧,道理慢慢就明白了,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。

崇尚墨迹,碑帖兼备

学习书法的范本,有墨迹和非墨迹的区别。墨迹就是笔迹,非墨迹就是拓本。拓的对象又有两类,一是把具有纪念或标记意义的文字刻在石头上,二是把前人的墨迹复制刻在木板或石板上,这些统称碑帖。因为功用不同,刻在石碑上的文字,一般写得比较郑重,字和字之间少有连带,而刻帖本是依据写得比较随意的墨迹而刻,所以字与字之间就比较连贯,因此两者虽然都是拓本,都是对书写的再加工,都已经失真,但差别一目了然。墨迹最容易看出运笔的真实情况,但古人留下来的墨迹相对较少,尤其在印刷技术不够发达的时代,要想学习前人书迹,碑帖必不可少。对此,启功先生说:“碑与帖,譬如茶与酒。同一人也,既可饮茶,亦可饮酒。偏嗜兼能,无损于人之品格,何劳评者为之轩轾乎?”从学习的角度,哪一种都可以学习,不必分出高下。然而,学刀刻的字,应能透过表面看到书丹的本来面目,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会笔墨的转换。他曾形象地比喻为人走路,说“到了转弯时,脸必随着方向转,如果遇到一个人身已左转而脸尚向右,必然是右边有事物,他在回顾。如无可回顾,那必然是他的脖子坏了”。机械模仿,就像脖子坏了的人,其状可知。要识得庐山真面目,学习墨迹则必不可少。

启功先生学书喜好墨迹,曾以青蛙捉蚊虫为喻,说:“君不见青蛙乎?人捉蚊虻置其前,不顾也。飞者掠过,一吸而入口。此无他,以其活耳。”他以自身经历,说:“余于书,初学欧碑、颜碑,不解其下笔处,更无论使转也。继见赵书墨迹,逐其点画,不能贯串篇章,乃学董,又学米,行联势贯矣,单提一字,竟不成形。且骨力疲软,无以自振。重阅张猛龙碑,乃大有领略焉。”可见,启功碑帖、墨迹兼学,并且在理解的基础上灵活地学,以墨迹补充碑帖的缺失。他尤其反对不加分析、机械模仿刀刻的痕迹和残破的表象,否则“不知刀毫之别,夜半深池,其途可念也”。学书者如确实明白了这一道理,并用以指导学书实践,任何碑、帖无论刀痕如何,都可以作为范本而不为其所困。

结构为先,用笔次之

结构和用笔,两者孰轻孰重,一直有争论,也是启功先生在书法教育过程中特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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