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一支钢笔的是中学生,插两支钢笔的是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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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钢笔,是一种文雅的老行当。

在20世纪60至70年代,小镇曾有不少修钢笔的,有的在小镇干上十天半月就走,叫流动修理;有的却留在小镇,成了小镇居民。我认识的张伯伯、熊伯伯县城解放初期就来到小镇,两人虽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,却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人,尤其对旧时那些达官贵人使用的外国钢笔,极为熟悉。

常常听见他们对前来修钢笔的人介绍高档派克金笔,笔尖镶有微量黄金,上面刻有“五成赤金”小字,拿在手上有分量,书写起来圆润舒畅;中档的上海英雄、合肥的铃兰,笔尖不镶黄金,书写也很舒畅。他们说起高档钢笔,就如数家珍似地滔滔不绝。但再好的钢笔使用时间长了,笔尖等部位都会出现磨损,钢笔就得请师傅修理,张、熊两位师傅也为之感到荣耀。那些年,读书识文化的人少,钢笔曾经作为女孩子结婚陪嫁的奢修品。经常看见男子中山装上衣口袋上开有口,露出别着的钢错道。有人把这种现象概活为,插一支钢笔的是中学生,插两支钢笔的是大学生,插三支以上的肯定是修钢笔的师傅。

记得我还在上学时,挺隔壁小伙子相亲,中山装口袋里插了两支钢笔,结了婚嫂嫂才知道她哥哥字不识,逗得大家直笑。小镇人崇尚节俭,钢笔坏了,能修则修,不能修得把好的部件留下,以后笔坏了,还能从这支钢笔上换下部件。经常光顾修笔的大多是学生,为此小镇文化人编一句歇后语:“学生打架——为笔(未必)”,说的就是学生的钢笔,损坏率高,让修钢笔师傅充分展示其用武之地。

那些到处游动的修钢笔师傅为了方便学生,干脆就在学校门口摆摊,一张小凳,上面放个小玻璃柜,柜内摆放着笔尖、笔杆、挂钩等零部件。张师傅的工具桌上摆着几个盒子,里面分别装着换下来的钢笔笔尖、笔舌、笔项、笔管等零部件,密集地堆放在盒子里。张伯伯接过笔,把钢笔小心夹在一个模具当中,用喷灯熔化一根金丝,再用一根针挑起一点,蘸到笔尖上,待冷却了,用细砂纸轻轻磨试,最后支书写流利的好钢笔就修好了。

围观者都赞叹张伯伯的手艺高超,张伯伯摇头说他只学到皮毛,他的师父能“点笔尖”。“点笔尖”就是把比小米粒还小的白金和铱金合成的小圆球,用氩弧焊在笔尖上,再破一为二。小镇人口少,配有金币的人更是风毛麟角,需要修钢笔的人自然就少了。张师傅修钢笔成了更换配件的简单工作,也就不错了。

一天,小伙伴河珍的钢笔掉进厕所,捞了好久才弄出来。河珍将钢笔拆开浸泡了一个礼拜,还用洗衣粉清洗,钢笔吸了墨水就是写不出字,只得找熊伯伯修理了。熊伯伯接过钢笔,盯着笔尖看了两三秒后,说是缝槽被堵塞了。只见他用刀片插入缝槽,拨去污物,用湿牙刷在上面刷,还将笔头拆下,用镊子分别把它们合拢。经过一番修理后,熊伯伯用笔尖蘸了点墨水写了排字,河珍接过笔也在纸上写了一排字,竞比原来还好写多了。望着熊伯伯布满厚茧的双手,指甲缝里那些斑驳的墨迹,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有些湿润。

邱师傅是小镇最后的一个修钢笔师傅。说他是最后一个,一是他从事这个行当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,二是张、熊两位能工巧匠已经相继离世。

“最后的”虽有一些悲情的色彩,但必定意味着珍贵和稀缺。但比起张、熊二位师傅,邱师傅是幸运的。他从事这项修理行当,正遇国家改革开放,用钢笔的人一下增多,修钢笔这个手艺猛然间火爆起来,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修五十来支笔,忙得连饭都没有时间吃。邱师傅还凭着精湛的修表、雕刻印章手艺招揽了不少客户,每天要接活儿十桩。靠着精湛的手艺和匠人对事业的追求,20世纪90年代,邱师傅就拥有了自已的店铺,坐在店铺里,每天接待前来修理的顾客,虽然各种修理的利润低,但挣钱养家没问题。

笔者在想,几十年过去了,好多东西都身价百倍地涨,只有邱师傅修钢笔的价格几乎没太大的变化,普通钢笔换个笔尖还是几块钱,有的小修甚至还免费服务……唯一不变的是邱师傅守着他那份老手艺的精神乐趣和执着的追求。这个年代,小镇还有谁在干这行呢?的确,小镇只有邱师傅,只有他一个人在做维修钢笔的行当。

钢笔,一代人的回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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